汽车客运站退出历史舞台,跟不上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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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客运站退出历史舞台,跟不上年代了

又一个客运站退出历史舞台。

运营了43年的深圳沙井汽车站在8月1日关上大门,一纸通知写出了缘由:因受高铁、顺风车、产业转移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打击,客运站经营形势不乐观,客户资源、营收断崖式降低,车站处于紧急亏损状况。

远在1600公里以外的四川攀枝花汽车客运中心,也有类似问题。

从2016年开始,每年客流量以10%的速度递减,算到2021年,刚好少一半。客运部经理阳海对汽车客运感情深厚,特别关注客运站关停的消息,去年底,运行28年的郑州客运站关停了,这对大家触动非常大,感觉整个行业在萎缩。

客运行业确实是步履蹒跚。《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进步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末,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30.12亿人,比2018年降低4.8%。到2020年,汽车客运状况愈加艰难,加上疫情影响,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同比降低47%,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量降低也达38.7%。

原本并不景气的客运行业雪上加霜。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发布信息显示,2019年到今天,广州、深圳、北京、南通、济南等多地汽车客运站关停。其中,广州18个客运站已关停三分之一,北京10个客运站中,计划只保留2个。

城市客运站的消亡,也让乡村的汽车客运站面临挣扎。

在攀枝花的农村客运站,司机坐在阴凉处相互诉苦。他们诉说的,大概是汽车发车排序,会干扰跑车的次数;养老保险是自己交还是找单位代缴;假如其他车报废了,我们的业务是否会变好,忙到开车脚抽筋的那种。

假如把汽车客运站摆上舞台,它们像是一个年代的背影,渐行渐远。

01

来不及说再见

普雄客运站汽车修理厂看起来斑驳破旧,地面黝黑得发亮,像被机油包浆。房间昏暗杂乱,声响从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传来。

蒋文云是这声响的制造者。穿着一身浆洗得干净的格子夹克,看起来干净清爽,皮肤冰肌玉肤的他和这个汽车修理厂格格不入。

外人一时非常难说了解他的身份。他是普雄镇汽车客运站的职员,也是客运站维修厂的负责人,可厂里就他自己,所以他还是修理汽车工人。

普雄是四川凉山州越西县下辖镇。在成昆(成都—昆明)铁路修通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里成了南下北上列车的休整站。普雄火车站带来的人流与物流,让这儿飞速成为大凉山里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作为铁路运输的分支,汽车客运成了四川辐射到凉山州腹地的毛细血管,消化着普雄火车站带来的所有。多年前,普雄汽车客运站也曾熙熙攘攘。

那时候的客运站,跑得相当活络。蒋文云说,大多数人住在山上的村寨里,靠耕地为生,还有喂猪放羊的,他们会按期到镇上买卖钱货。

汽车修理厂就在客运站里,大巴跑得活络,修理汽车也得勤快。

改变发生在2016年。蒋文云说,那会都在退耕还林,大家渐渐搬离村寨。再后来,大家住上了镇里的经济适用房。可小镇无法提供那样多的就业机会,不少青年不能不外出打工谋生,一去就是一年,甚至更久。

人口流动少了,大家不再频繁说再见。原本充满离愁的客运站,连再见都来不及说,就开始衰落。

2021年7月末的一个周六,客运站的铁闸紧闭。透过客运站玻璃门的缝隙看过去,候车厅已经堆满尘封的杂物,高墙上挂着的班次牌介绍了从普雄镇出发到周围各个目的地的班车,至少有9条线路。

在以前的岁月里,还有跑申普乡的线路,那是越西最偏远的地方,目前也已经取消了。蒋文云说。

目前,售票厅和候车厅业已荒废,无人来这里乘车与告别。

而如此的周末,和过去不少天都没多大不同。大家注意到,像普雄如此的小镇汽车客运站,尽管曾有过鼎盛的兴盛期,但目前已经历着无可留住的萧条——对于旁观者来讲,这是一种颇有诗意的,稍有点无忧无虑的萧条,毕竟客运以外,还多了动车、高铁如此便捷的交通工具。

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特别是过往靠客运为生的人来讲,现实的诗意已被失意取代。

02

还在跑的客车

偌大的普雄镇汽车客运站停车点,停着几台中巴和黄色的小面包车。

蒋文云说,这是客运站唯一还在跑的客车,往返于普雄镇和78公里外的昭觉县,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加起来大概30多万。这12辆还在运营中巴车,天天只有6辆发车。其余的,中止在停车点。

也就是说,客运站9条线路,现在只有1条还在运营。而投入运营的,还只用了一半运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普雄镇无人口流动。在普雄镇,中短途出行市场被涂装成黄色的面包车夺走。这种五到八座的小汽车,多数时候停靠在普雄镇医院附近。在那对面,是普雄镇最大的露天集市,不远处还有一个农贸市场。

这种乡村客运,就像是农村和乡镇之间的公交专线,只不过没传统公交的发车时间和站点,等于扬手即停随叫随停。主管部门是当地交管局,在四川内各个乡镇以股份制进行管理。

从逻辑上说,如此的黄包车所属的四川乡村客运和传统意义上的汽车客运属角逐关系。但在蒋文云的语气中,丝毫没厌恶之气,这种模式其实非常合适乡村近况,价格实惠,发车灵活,而且油耗也低。

在他说话的时候,就有一台黄包车开进客运站维修厂。蒋文云惯例走进修理汽车地沟,四处检查后,便转身回到房间,给司机开出了一张安全例检证明。

这部分黄包车也就成了农村的公共交通工具,也就是农村客运的一部分。而那些传统的汽车客运站,变成了这部分农村客运的服务机构之一。

汽车客运降低将来,司机的收入非常受影响。蒋文云说,有些司机就去做兼职,帮补生计。

但现实依旧是,在镇上跑客运的人,过得并不逍遥。

客运站的中巴车被灵活的黄包车碾压,而黄包车则被性价比更高的三轮电动摩的碾压,但连摩的也有我们的角逐对手:极富竞争优势并有浪漫气息的马车。

那是整个普雄镇最骄傲的面孔,随着着马蹄踢踢踏踏敲出的小步舞曲。策马老汉呼出的旱烟,勾勒出了乡镇公共交通运输的本质——远途被铁路碾压,不远不近的距离,所有由本钱与支出支配。

这一回合,马车赢了:马儿吃的是草,排放是有环保属性的马粪。

03

离开的,留下的

汽车客运站的消亡以乡村最为明显,但如此的浪潮也开始牵连至大城市。

普雄镇往南300公里的攀枝花汽车客运中心,沿街店铺至少有一半拉上了铁闸。还在营业的,有两三家速食餐厅和一两家小卖部,剩下的便是洗头房。这大概是为了满足客运站司机必不可少的消费需要——买日用品,吃饭和整理仪容。

王五(化名)在速食餐厅叫了一碗木耳炒肉盖饭,分量很大。这个中年男性的主业在百货商场干活,不忙的时候,在攀枝花汽车客运中心拉客跑私活。这种他自称为补贴家用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多年。

这里的人,至少少了一半。他一边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一边忙着把饭抄进嘴里。

王五对于客流少了一半的判断,得到了阳海的佐证。阳海是攀枝花汽车客运中心客运部经理,对汽车客运感情深厚。他向年代周报记者回溯,从2016年开始,每年客流量以10%的速度递减,算到2021年,刚好少一半。

确实整个行业都在萎缩,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缘由。说这话的时候,阳海情绪非常复杂。

攀枝花客运客流量降低是什么原因,在他眼里,好像是偶然中的势必。

数十年前,为炼钢而生的攀枝花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不断流入的人口推高了这个城市的人口总量。十几年前,攀枝花钢铁产业开始结构调整,钢铁冶炼基地搬迁到西昌,钢铁关联的产业不少,不少企业也因此搬离了。这部分年,攀枝花成了人口流出的城市。

为了证明这一点,阳海特意查了一下攀枝花汽车客运站历年的客流统计。2015年73万人,2017年变成62万,到2020年,客流只剩下47.8万人。当然,钢铁产业调整是一方面缘由。另一方面,铁路对汽车客运的冲击也非常明显。

譬如2019年的雨季,成昆铁路出现大面积塌方,运输一度中断,那一年客流又涨到73.3万人,这就证明铁路对汽车客运有非常大影响。不过到2020年,由于疫情缘由,客流又跌了三成多。

还有不断增加的私家车和网约车的普及,使整个传统客运行业陷入了存活困境,目前是最恼火的阶段,大伙都在想方法求存活,求进步,都在想方法。全国的状况我不敢说,但整个四川都是如此的。

更大的浪潮可能还在后面。

正在建设中的成昆复线铁路,预计在2023年完工。那条铁路的使命是客运为主的高铁,以跑慢火车闻名的旧铁路则主要承载货运。

汽车客运非常可能要在市场上消失了。当然,这是我悲观判断哈。阳海如是说。他所在的攀枝花汽车客运中心就在去年进行改制,从事业单位改成国企,还优化职员配置——职员从原本的100多人,精简至目前不足40人。

砍掉没收益的线路,是客运站常见用来扭亏的方法,职员精简也是一种方法。城市的客运站这样,乡镇客运站亦如是。蒋文云所在的普雄客运站,也将职员精简,从原本的12人精简至3人。

留下的,也开始了我们的存亡之战。

04

再远,就被铁路碾压

铁路的优势是快和按时,缺点是火车头到不了没铁轨的地方。这个弱点,成了汽车客运站夹缝存活的空间。

改制后的攀枝花汽车客运中心曾研究过,在客运站辐射范围200公里到300公里左右的地区里,开发一些火车到不了的地方专线,再远,就被铁路碾压了。

阳海说,在企业改制以前,客运中心也做了不少市场化探索,譬如让客运大巴开进校园,和医疗、康养机构合作,调派党史学习专线车等。作为老工业城市,攀枝花有川南一带最好的医疗机构和学校,这里也成了川南区域念书和养老的圣地,他说,攀枝花的城市定位是阳光康养之城,和这部分机构做市场化合作,可以为企业市场化运作带来一些启发和效益。

在大城市,这部分动作是客运站能做的市场化变革。但在乡镇,客运站能做的没多少。譬如远在普雄镇的村民,可以赶着马车上医院,再不济还有三轮车、黄包车,甚至价格低廉著称的慢火车进城,去西昌、攀枝花,毕竟大城市的医疗总比乡镇的好。

蒋文云也知晓,那个充满回忆的汽车客运年代已经结束了。但他没离开的想法,他说自己是越西干汽车维修的人,闯荡到这会儿,日子还过得下去。我也想过到更大的城市,但乡村的日子就这么一点点地变化,我也被这个客运站汽车修理厂困住了。

他口中的困,是眼下还要肩负起对黄包车——四川乡村客运的安全检查。

四川农村客运模式会不会成为汽车客运站的替代品,这还不可知,但它好像只合适在乡镇一级存活。到了城市,如此的乡村客运和大型汽车客运中心一样,步履蹒跚。而有公益性质的汽车客运站,与为了存活而跑活的运输公司或者个人都在穷尽所能,力挽狂澜。

可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汽车客运站都已经走上了消亡的道路,无论是在小镇还是大城市,它们都像过去可以自由飞翔的大鸟,而今已经收起了翅膀。这部分过去携带大家到大城市逐梦的的马路天使,渐渐成了大家的模糊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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